爱不能等 | 一个独生女在父亲重症病床前的100天
人到中年，会放弃虚幻的世界和不切实际的欲望，总是局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。
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，从来没有过高光时期，就开始了从房奴到养老奴的负重人生。
一个职场精英女子，其父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故事，标志一个未富先老的时代呼啸而来。
那些有女儿的爸爸，是幸福的。爱不能等。
—— Miss 半城 ——
文|妮婆婆
我是一个扎针时，针头刺进皮肉都不敢看的人。
突然有一天，我看医生的手，拿着尖利的工具，在别人的头上、腰里，打洞、穿刺，穿过暗红的表皮，进进出出；我看剥脑瘤的同步录像，看一堆血肉中，形状颜色怪异的一坨病灶扭来扭去。看得津津有味、眼都不眨。
是什么时候变了？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，好像突然，就这样了。
2019年2月27日夜，南京一个很平常的冬末，密密的小雨已经下了好几天，又冷又湿，寒意直侵到骨头里。
在一条黑暗的路边，我找到了父亲，他半躺在雨里，全身湿透、双目圆睁、呼之不应、四肢僵直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此时距离他失联，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。
我父亲因颅内出血，即脑出血，意识不清半昏迷了50多天，半身不遂、失语，插胃管、肠管、尿管、气管，经历了高烧、腹泻、红疹、脑水肿、脑脓肿……
三个多月后，他意识清醒、自己吃饭、能坐能走、说话流畅，几乎无后遗症，堪称神奇。
而我——父亲的独生女儿，这100天的医院生活，居然让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。对于重症护理、对于生死老去，我的意识认知，甚至于身体反应，都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第一个40小时
惶惶中，整个世界都是懵的
“还有问题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桃子医生很明显地怔了一下。
“还要跟人商量下吗？”
“不用，如果有问题，我自己承担。”
开颅手术谈话及签字，只持续了几分钟就结束了。
彼时，我已近40个小时未合眼，父亲一天前送入军区总院抢救室，紧接着收入神经外科ICU，做CT、CTA各种检查，整个过程我一直处于惶惶中，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懵的。
幸运的是，有几位朋友一直给予帮助和慰问，有一位朋友甚至每一步都给予提前提示，这于我是莫大的支撑。
遭遇突发病困，求助并全心信赖专业人士或有经验的朋友，这是最有效的方法。
彼时与桃子医生也并不熟悉，但我记得，入抢救室当晚凌晨2点半，这个医生穿着手术服来看病人时，对我说的一句话。
他说，出血在脑子里对脑细胞是有毒害的，要尽快清除才好。
虽然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脑部手术的风险性和不可逆性，以及真正的挑战是从术后才开始，但在做手术决策时，我始终认为，让专业人士（医生）和能承担责任的人决定就可以了，多想无益，多问无用。
我自始至终没有打电话给妈妈。头脑大片空白、眼睛胀疼的我，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安抚好她。
我很怕她不吃饭不睡觉，妈妈曾因肿瘤切除了部分胃，体质弱，父亲出事当晚就让她在家休息了。一直到两个多月后，父亲清醒了拔管了，才让妈妈亲眼见到他，这个时候的父亲，与她记忆中的正常状态，已经相差不大了。
也有朋友对这种做法提出过质疑，认为剥夺了我妈的权利，我承认他们说得有道理，只是不同情境权衡利弊，当时想不了太多，只有一个目标：救命。生死一线，自然走最有效率的路径。
父亲入院40多个小时后实施了脑部清血肿手术，有幸由马主任主刀，桃子医生辅助，手术时间出乎意料地短，也挺顺利。数日后他从ICU转入病房，但医生始终未松口说他脱离了危险期。
一个多星期后的某个夜晚，妈妈打电话时突然叮嘱，不要同意做开颅手术，据说是她的姐妹们说的，脑部手术不能做。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，说：“知道了，你放心。”
第一个10天
经常有手足无措和头皮发麻的感觉
父亲术后在ICU住了数日，因人处于昏迷状态，切了气管辅助排痰，插了胃管、肠管、尿管。ICU二十四小时监护，家属只能在规定时间远远看一会，除了24小时应CALL和缴费，大多数时间都是等待，能做的很少。
直至转入病房。
一位朋友曾在父亲发病初，打了40多分钟的电话分享自己母亲的类似经历，他反复叮嘱，一定要找一位靠谱的护工。我接到十病区入住通知后，一边等待，一边满病区地找护工。
那时候整个病区谁都不认识，只接触过做CT的大叔和搞医务的大姐，就悄悄向他们打听。他俩一合计，叫来了一个40多岁的大姐，大姐一听是切了气管的病人，就说自己不舒服要睡觉，走了。
后来他们跟我说，这是觉得我父亲太“重”，不想做。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，让我直接跟护工公司主管联络。
护工公司的高老师后来逐渐熟悉了，我给她找了不少麻烦，她也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，能力挺强，可惜公司对于护工的管控力度非常有限，护工挑三拣四的现象比比皆是。问她，永远都是“现在手上没有人啊，我要问一问啊”。
当然，后来我们转了院，才知道整个行业有多差，而这家已经算很不错的了。
从早上到中午，一直到父亲被推出来，找护工的事情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。
父亲被用床单裹着，提挪到病床上，他的眼睛能睁开却没有多少意识，半边身子瘫痪，鼻子里一边插着胃管一边插着肠管，咽喉处挖开，套着人工气道，痰液在气道里呼哧呼哧，常常咳嗽，一咳起来痰沫就从气道四溅飞出。
他全身赤裸，只着一件气切服，这种衣服像围兜一样反穿，背后系带，长度只及大腿，护士们常掀开衣服查看他身体各处。
这个地方已经顾不上性别的差异和为人的体面了。
我的眼睛，在回避了一个星期之后，遇上父亲腹泻，在反反复复为他擦试下半身的大便后，也逐渐习惯和坦然了。
下午晚一点的时候，24小时护工终于来了。
中老年男性，中等身材、口音很重，拍背、翻身和吸痰都还算熟练，一上来就要三餐补贴，算是熟手护工，只动一动就满头大汗，偏还捂得严实，整个病房满日满夜都是他的汗味儿。
但护工确实有作用，喂药、翻身、拍背、擦身、吸痰、冲管、换营养液、上护理机、倒尿液、清理大便……护工是维持父亲正常身体运转和保证我正常生活的关键一环。
自此，我开始了医院+单位的生活节奏，每天5、6点起床，清晨至医院，待医生查完房赶去上班，下班后再回医院。
日日如此，很快便对病人们裸露的身体、不对称的颅脑，以及病区内各种混杂的气味习以为常，甚至生出了些亲切的熟悉感。
每日，进8楼玻璃门，一路招呼着入病房，仿佛是熟悉的街坊。
转出ICU没几天，父亲开始发烧。
术后感染是脑部手术的大概率事件，开颅毕竟是一种违反造物规则的行为，身体的排斥也在医生们的意料之中，他们给父亲挂上了抗生素。
脑部对抗生素的受药性低，神外医生们用抗生素都很大胆，常用到最高级别。
最高级别的抗生素一上，两天后父亲的体温就正常了。
我抽了一天时间，送妈妈回广州。
父亲入院近10天，一直让她独自在家休息，她情绪并不好，一直念叨着心里不舒服身体浮肿了，我咬咬牙，决定送她回广州的家里。
提前请亲朋联络好了医院，一回广州先送她入院并检查。像打仗一样，靠着广州朋友的关系，我用3个小时，办好了入院、找床位、做检查、找医生、办饭卡、采买日常用品各琐事，并于当天夜机回了南京。
只是，那天下午在广州阳光明媚的医院大厅里，心内科医生正严肃地说，下周可能有个检查需要直系血亲在场。正发愣，电话响，超超医生的声音从南京传过来，说马上做腰穿手术，叫我签字。
那一瞬间，真有了点崩溃的感觉。
超超医生后来再有类似的签字，都等我有时间了再补签。总院神外的这些重症医生们，即使抛掉医生的身份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他们也比大多数人要更善良、更有同理心。
周主任查房，每天都能编出稀奇古怪不同的理由来表扬家属；赵鑫医生讲话很周全；桃子医生总是默默地帮忙收拣片子，递东递西；超超医生很逗，他对病人的语调口吻就像对他的小女儿，把60、70岁的病人当小孩儿一样逗哄。
他们是病区生活的Sunshine。
20天了
怎样才能醒？康复治疗也不是救命稻草
父亲一挂上抗生素，体温就回落正常，体温正常几日后，医生宣布他脱离了危险期。
但仍然给他连挂了两周的抗生素，医生们反反复复地告诉我，抗生素如果不用彻底，反而会培养出新的细菌。
连续用高级别的抗生素+长期的营养液摄取方式，父亲开始腹泻。巧克力酱一般的稀便糊了满床，一天用十几张护理垫，湿纸巾、抽纸一天用一包，擦洗屁股的水倒了一盆又一盆。
第一个护工借口要回家，走了。三催四请之下，高老师又带来了第二个护工，仍然是中老年男性，个头比较高大，只是做事就像慢动作一样，并且一看就没有护理脑部手术气管切开病人的经验。
我忍了又忍，看到他把护理垫都垫反了的时候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。我冲着高老师吼：“我们没有义务帮你培训新手！”高老师反复否认，一再解释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护士长进来协调了。
十区的护士长生得温柔可亲，做事却很利落，查房时病人身上一个角落都不放过，白色的床单被单只要有一点点污渍就要整套换掉。
她听了一会儿，又问了护工几个问题，看护工做了一会儿，把我拉到一边，说：“这个人做事确实不麻利，但我看他心地还不错，人也老实，经验嘛可以让护士带一带他，你要不要先试一试？”
她看人挺准，这个护工做事能力很一般，却是我用过的几个护工中，心地品性最好的一个，父亲也是在他的照料下逐渐好转。
腹泻几天后，虽然每次都湿巾擦试、热水清洗、保持干燥，肛门周围却还是发红了。
查房时孙主任想了想，说：“换一种营养液吧。”这时候我才知道营养液像奶粉一样，也有不同的牌子不同的包装，长期用营养液的病人，容易因不耐受而出现腹泻，偶尔可以换一换。
换了营养液之后，腹泻明显好转。
自此，我父亲体温、血压，生命体征都基本正常，脑CT显示脑部仍有部分水肿，也是术后的正常现象，外科治疗算是告一段落。
但是，他仍然半昏迷未醒，半身不遂，全身多处插管，后面该怎么办呢，到底能恢复几分呢？医生们说，你可以考虑转去康复了。
我抱着一堆CT片子，找到了明州康复医院。
我说：“我要找医生。”一楼的一位小哥热情地带路，径直到了二楼医生办公室。推开门，一屋子的白大褂，八九个医生正围着中间一位专家模样的老者。
我走到正中间，简要讲述了病情，他们一起围看了片子。专家说，可以来康复治疗，先要意识促醒，然后让不能动的左腿动起来，再是左手恢复行动，最后再看能不能恢复说话。
后来才知道，那天正值每月一次专家来会诊大查房，院里的主要医生都在，很幸运地，我只讲了一次，医生们就都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。
之后医院发展部主任又带去他办公室聊了一会儿，达主任本人也是医生家庭背景，对于军区总院神经外科也非常熟悉。在后来的康复过程中，他帮了我很多忙，他总说，考虑问题很简单，就想着如果病人是你的家里人，你会怎么做，就可以了。
当然，我不是只去了明州。
我和另一个病友的家属——他对卫健委体系比较熟悉，我们各自考察了几个机构，再汇总信息，一起讨论比较。
省人民医院康复科、脑科医院康复科、紫金医院、明州医院、建宁医院、83医院……最后我们总结出来，三甲医院的康复科，并不只针对脑专科，在高压氧舱这类专业设施上投入不足，且床位紧张对时间有限制；而民营康复医院整体管理不如三甲，医生力量和护理力量都仍在建设中，但高压氧舱、服务、环境都还不错。
最后，我们一起选择了明州，相比三甲医院，感觉它的高压氧舱稍好一点；相比一般民营，感觉它的医疗力量稍强一点。
出院时，周主任欲言又止。
彼时，我父亲才挂了两周抗生素，脑水肿始终未见消散。对于他的昏迷未醒，我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强，康复医院提出的促醒治疗是一个很大的诱惑。
桃子医生默默地专门打电话给康复医院，交待事项。
3月25日，我们转入康复医院。
40天了
还没有醒，怎么办？巨大的心理压力来了
“吸痰管也没带？吸痰盐水呢？也没有？”高压氧舱护士第N次摇头无语了。
康复医院的新护工，不敢陪进高压氧舱。临时难找人，我自恃身体健康，无高血压、无感冒、发烧、咳嗽，非经期，第一次高压氧治疗就自己陪着进舱了。达主任不放心，守在舱外看了一个半小时。
一进舱，就遇上好几个热情的陪舱大姐：“电子类和手机都不能带啊！”，“你那个瓶子要打开，不然盖子会冲出来！”……
父亲刚转院不大适应，咳嗽增多，经常要吸痰，拿舱内的脉冲口一对，哎，对不上！我们还拿的是总院的吸痰管，跟康复医院的管口不一样。
我额头开始冒汗了，“护士护士，这个管子套不上怎么办啊？”护士小姐姐无语，拿了一把十几条管子来：“记得交费啊！”
还在手忙脚乱地套管，舱门关了，舱内迅速升压。
就像坐飞机一样，耳膜开始疼，耳朵听不清声音也不知道舱内广播在说什么，父亲躺在平车上开始咳嗽，痰沫飞出来。
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先搞定自己，捏鼻子鼓气鼓耳膜，奋力鼓了两三次，突然就找到了窍门，耳朵一下子就好了，声音也能听到了。
广播正提示把氧气管套到呼吸处，我将氧管套上父亲咽喉处的人工气道，还没套实，就一阵猛烈的咳嗽，只得拿下氧管，套上吸痰管，将细长的管子从喉部伸入气道，上上下下地吸痰液，吸完扔掉痰管和手套，再套氧管。
父亲气道太敏感，氧管始终不能套实，我只得站着，用手一直虚扶着，隔几分钟再继续吸痰，吸完再套，耳朵疼了就自己捏鼻子鼓气，直恨不能多生两只手。
一个半小时下来，四月初的天气，后背额头尽数汗湿，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急的。
父亲连做了6天的高压氧治疗，以及床边肢体运动，预想中的“一天一个样”并没有出现，反而精神变得萎靡了，白细胞和C反应蛋白持续升高，眼部充血。
快40天了，我看着躺在病床上仍然意识不清、半身不遂的父亲，巨大的恐惧感和绝望感涌上来，如果一直是这个状态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妈妈该怎么办？我们家该怎么办？
父亲是广州公费医疗，在南京只能全自费，每天数千元的支出，我能支撑多长时间？
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前面有多远；
我也不知道，前面到底有什么；
我甚至都没法跟任何人去说这件事。
睡眠越来越零碎，常常睡三个小时就惊醒，意识仿佛一直在战备状态，紧张地自我保护。
我只能偶尔去骚扰下心地好的桃子医生，他今年是科务医生，类似住院总医生，24小时随叫随到，长年无休，是最忙碌的一年。
他却从来没有半分不耐烦，反反复复地跟我说：加油，加油；咬咬牙挺过去就好了；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；再坚持坚持；坚持，挺过来就好了……
45天了
为什么？坚持不懈地追问医生
40天左右，康复医院拍了新的脑CT片子。片子并无太多变化，水肿依然存在，医生说水肿有好转迹象但确实比预想的要慢。
我一下子惊醒了，追问：“你是说，我爸的脑水肿消肿情况比一般人慢？是不合常理的吗？”医生点头：“确实比一般情况要慢好几个星期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医生解释说这跟每个人的体质和吸收情况有关。
可是，不合常理，必有原因。原因到底是什么？
我晚上带着片子去总院问了桃子医生。
“为什么？”还是问他同样的问题。他看了看片子，说水肿中间有一团阴影。
他没有给结论，只叮嘱说去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，再看片子。
我当时并不知道做个磁共振这么麻烦，在总院一般要排队排个一星期以上。康复医院给我们联络了附近的区医院做检查，康复医院的服务性在关键时刻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达主任亲自安排，医务主任和资深医护莎莎带队，几个人一起帮忙，居然当天就把增强的磁共振做好了，他们临机应变，完成了几乎不能完成的事情。
区医院影像科对磁共振片子的诊断很吓人，吓得我手脚发麻。
桃子医生在手术，我去专家门诊找了周主任。当时周主任正准备去给瞳孔放大的病人做紧急手术，他看看片子说还好嘛，没什么事。
我只能追问：“为什么我爸手术40多天了，脑水肿还没有消？为什么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坐下来仔细看了看片子，然后说这两天找时间去会诊一下。
我没有想到他的行动力这么强，当天他的手术一直做到凌晨，第二天早餐都没来得及吃又连续手术，一直到晚上7、8点钟，他从手术室一出来，就亲自开车夜里会诊去了。
会诊结果：脑脓肿。
4月11日，我们转回军区总院治疗。
终于
醒过来了
转回总院的第一天早上，查房时间见到熟悉的医生团队，忍不住哽咽了。
父亲当时精神萎靡、长睡不醒；大片红疹、气道痉挛、眼部充血，但幸好还没有发烧。
康复医院的医生其实也很有责任心，总是第一时间发现症状，并不厌其烦地说明、讨论病情。只是康复是复健方向，不是治疗方向，而我父亲需要的，还是治疗。
治疗第三天，精神明显好转；
治疗第五天，偏瘫的半边身子有了知觉，能自己坐起来了；
一个星期后，父亲终于清醒了，他能认出我，一到晚上还会做手势赶我回家；
两个星期后，父亲拔了肠管，能扶着下地走路了；
三个星期后，父亲拔了胃管，能自己吃饭了；
一个月后，医生尝试给气管封管，父亲开始讲话了；
一个半月后，父亲气管长好，能正常说话，能自己走路、自己吃饭、自己上厕所。医生说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了。
切身体会
医患关系，不仅是信任这么简单
我有时候也挺闹腾。入总院的第一天晚上，在抢救室就闹了一下子。
急诊医生对着我的脸吼：“那边要死了，死了！懂吗！”口水喷了我一脸，我被吼懵了。
转头看见父亲流了一床的血，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你吼我不会吼吗？
我就站在过道中间吼：“流了一晚上的血，包一下都不行吗？就这么没有人性关怀吗？”
我内心其实明白这种外伤在抢救中并不算什么，家属应该理解医院的轻重缓急，但这种表达方式，我不能认可。遗憾的是，抢救室当时只是忙着赶人，并没有解决问题。
所以，当神外的李桃医生凌晨来抢救室的时候，我余怒未消。
他很温和，一上来就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，你看，我手术服都没换就过来了。”当时，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。
简要讲完病情，他说早晨6点做个CT看看情况。
“6点？你在吗？”我其实是带着几分挑衅的，他一秒钟都没有犹豫，说：“我在。”
我愣住了，但心底一下子就踏实了几分。
第一次到周主任的专家门诊求助的时候，没有挂号，就自觉地买了一瓶果汁。
拿出来的时候，被他嫌弃地扔得老远，搞得我都有几分尴尬。
又有一次，晚饭时间，带了点水果到医生办公室和大家一起吃，被周主任看到，当着整个办公室的人说我：“你怎么搞得跟个卖药的一样……”
我很认真地追上去解释：“你怎么这么说我啊，我纯粹是为了表达心意，并没有什么目的，比如你用休息时间去帮我爸会诊，我买瓶水感谢一下难道不应该么？”
我只解释了一次，他从此就再不会生硬对待我的好意了。当然，我们也有君子协议：超标的、有价的、费事的都不可。
这个即将40岁的副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，某些方面就像孩子一样简单。
有时候看他镇定地安慰家属，据说回到办公室也会哭，他对此一点也不讳言：“当然会哭啊，难过就会哭啊，花了很多精力怎么救还救不回来，难过就会哭了。”
李桃医生是个不多言的人。病人家属说：“李桃医生好冷静哦，感觉很专业，有安全感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李桃有点木讷。”
他悄悄跟我说，觉得自己是个心理素质很差的人，特别容易紧张。
他还说，讲话容易词不达意，你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别人理解的却是另一个意思，别人常常不能准确领会你的意思，容易造成误解，所以还不如不说。
我瞬间就觉得挺心疼的。我所看到的李桃医生，是极有耐心跟病人家属讲病情的，他会不带情绪地反反复复讲，而且家属都觉得他讲话实在，不绕圈子。他也是唯一一个医生跟我说，不仅要做病人的医生，还要做家属的心理医生。
他心底居然对表达如此没有安全感，那他平时得多委屈自己？
超超医生讲话很毒舌。能听懂的人觉得很逗，听不懂的人觉得很气。
我就听过有年纪大的病人家属说：“怎么能这样讲话呢，这样讲话也能做医生啊？”
他的心地其实挺柔软的，做床边手术的时候，60多岁的病人，他像对小女儿讲话一样逗着哄。他对病人比对病人家属好100倍——这个到底是不是优点呢？
我常给他增加点额外工作，比如帮别人看个片子、帮别人开个药什么的，只用说一次，他从来不掉链子。“超超，你忙不忙？”“忙，没时间。”“哦，那我走了。”“你要干嘛？”“哎你能不能帮我……”
……
你看，这些做着最高精尖手术的外科医生们，脱下白大褂，不也是一些有着小毛病小别扭的普通人么？甚至比一般人还更简单些。
他们几个人，一年做200多台手术，谁能保证每一台都是完美无瑕？扪心自问，我们自己的工作，能保证每一天的产出都是高品质吗？
我父亲因脑脓肿，即颅内感染再次入院后，也有朋友提出说是否之前的手术处理问题，我打了个岔就绕过去了，确实没有花精力探究的必要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追究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呢？
当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那一刻起，就代表我认可了这个手术团队，并能够承担起因此而产生的各种风险与后果。
当然，我也不是无脑包容。
总院神经外科，每日早晚两次查房，雷打不动。无论病人恢复得多好了，都要亲眼看到每个病人每日的情况——这就是这个科的行为标准。
我最熟悉的重症中心，即孙主任周主任他们组，管理着20多个床位，病人不停轮换，来来去去，他们不仅对病人病情病程很了解，就连病人背后的家庭情况、家属情况也了然于胸。
周主任常晚上过了下班时间几个小时，还跑病区里转悠，看看病人，与家属聊聊，他说应该充分地解释说明，让家属知道信息，自己分析利弊。
我说你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，他说我从来不应酬不吃饭啊。
他觉得把自己的时间花在病人家属身上，很理所当然。
他们对病人的专注和投入，明眼人都看得到。
我们普通人寻医看病，很多时候就像撞大运。
你不知道遇上的是什么样的医生，他是个怎样的人。医生与医生之间、科与科之间、医院与医院之间的差异，其实非常大。
周主任说，无论你遇上的是好医生，还是坏医生，都把他当好医生去全心信赖，这样对双方都好。
他讲得有道理，但这是理想状态。如果，遇上了一个对病人家属发泄自己负面情绪的医生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全心信赖？再比如，遇上了强调各种规章制度，满口官话套话却不解释病情说明利弊的医生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全心信赖？
所以，并不推崇去纵容一些医生身上的怪毛病，病人和家属在就医信息方面，确实就是弱势群体，但这并不代表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欺负他们。
既然穿上了白袍，至少要维护下这个职业的体面。
而作为病人或家属，咱们得意识到医生就是个普通人，也要吃喝拉撒下班回家，也有情绪起伏喜怒哀乐；医生不过是一个职业，跟你我的工作都一样，你在工作中遇到的麻烦问题，医生也会遇到；你在工作中的小毛病小粗心，医生也会有。
普通人会犯的错，他也不能避免。
想通了这一点，你还会把对抗疾病必胜的希望全押在医生身上吗？他又不是神。
医生是我们对抗疾病的战友，但说白了，要不要手术，选择谁手术，这是自己的选择；能不能打胜仗，跟病人本身和病情发展也有很大关系。
你跟战友一起打仗，胜负肯定各有概率，如果一打了败仗，就把战友打一顿，追究他各种行为问题，他只会越来越畏首畏尾，发挥不出水平。恶性循环，谁还敢做你的战友？
越是面临重大问题，就越要抓大放小、宽容忍耐，集中优势力量，一击即中。
如果一个不小心，我们遇上了很好的医生：头脑好、心地好，对病人很专注，全身心投入，能最大范围地解决问题。请一定要珍惜他们，他们能造福很多人、很多家庭。
希望我的好医生们，初心不改、简单专注。
30年后，健健康康地坐在蓝天白云下，一起喝茶回忆……觉得，不负此生。
本文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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妮婆婆
妮婆婆，生于湖南，长于广州，南京生活15年。省妇女十三大代表，南京市青联常务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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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城编辑部
文编|MISS半城 美编|张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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